春雨·秋湖

碧水寒江一樹高,秋臨萬物竟折腰;

煙山隱約調翰墨,枯枝矍鑠領風騷;

丹青尤然溺畫筆,茱萸已是顏色凋;

此去青云云迷霧,且共仙娥娛今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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诗词论文

南洋作为一种想象的方式 --论马华古典诗(1881-1941)的在地意识

发布时间:2018.05.07 浏览次数:678 次


辛金顺博士

摘要

 

马华古典诗是中国古典诗的一个延伸,从早期属于中国外交、考察,及至十 九世纪末的官巡、士族流寓和政治流亡里的“文学情感”与“中国经验”产物。 他们在身体流动过程中进入南洋此一“异质空间”所生产的诗作,往往与在地景 物组构成了一种存在的诗学。易言之,处于地理时空的转移里,他们诗作中的 “南洋”意象,纯只是“中国经验”下的情感投射,并不具有实质的“在地内 涵”。因此,符号化的“南洋”,在而“不在”的,成了空洞的能指。即使二十 世纪初南来的文人,在他们的创作思维中,仍固定于传统中国的诗学模式,或意 识形态的展现,诗中的生命情境,脱离了在地现实的生活和文化历史。故忧郁热 带,草木有情,江山共悲,被置换成对原乡的一种瞻望。“南洋”,在“中国经 验”的收编下,仍然挥不去华夏中心主义的幢幢魅影,成了幽灵化的修辞设置。 而侨民、侨居地的诗人“南洋想象”,无疑又陷落于一种诗学技术的情感生产 中,指向了“在地”意义的空无。然而,当马来(西)亚成了有国号,马华古典诗 人成了有国籍的国民,他们诗中除了大量复制北风金露、春华秋月、瑞雪纷飞的 情景之外,是否存有对“在地”敞开的生命之思?其之“在地”经验和意识如何 在诗中展现?“南洋”作为古典诗中的一种想象方式,又与南来的前辈有何不同? 这正是本论文主要探索的核心问题。

1.

    马华古典诗是中国古典诗向南方传播╱移植的文学资产,其间自然涉及知识权力展演和文化美学传承的理念。尤其从早期属于中国外交、考察,及至十九世纪末英殖民时期的官巡、士宦流寓和政治流亡等,都曾经在这一片蛮荒未开,文明未启的草莱状态中,以古典诗书写了他们视域下的「南洋」,所以「南洋」这个符号,不只是表征着一个地理空间或方位,也隐含着权力纠结的意识展现。在古典诗歌的述行里,它成了他者心境感发的经验投射,以及一种观看的选择方式。是以,这些南来的文人士族,在身体流动的过程中,进入「南洋」此一异质空间,他们往往以个人的「中国经验」,透过在地景物而组构成了一种叙事╱抒情式的存在诗学。易言之,处于地理时空的转移里,他们诗作中的「南洋」意象,往往只是「中国经验」下的情感投射,并不具有实质的「在地内涵」。因此,符号化的「南洋」,在而「不在」的,成了诗作符号里空洞的能指。

 

    即使二十世纪初南来的文人,在他们的创作思维中,仍固定于传统中国的诗学模式,或意识形态的展现;诗中的生命情境,脱离了在地现实的生活和文化历史,而寄托于故国之思里。因此,忧郁热带,草木有情,江山共悲,被置换成对原乡的一种瞻望。「南洋」,也在「中国经验」的收编下,挥不去华夏中心主义的幢幢魅影,而成了幽灵化的修辞设置。至于侨民、侨居地的诗人「南洋想象」,无疑又陷落于一种诗学技术的情感生产中,指向了「在地」精神与意义的空无。

 

    是以,本文将试图通过叻报的创刊(左秉隆被派驻为新加坡第一任领事)的1881年为起始,及至日本侵入与占据新马前的1940年为止,以这时期几位重要的古典诗人诗作,作为思辨与探讨马华古典诗的在地意识问题。并期待此一讨论,能供予马华古典诗人,在未来创作古典诗时的另一类思考。

 

 

2.

    大致上,对「南洋」此一地理与文化位置,在中国视域之下,总是充满着神秘与蛮荒的想象。从历史学的知识指涉,「南洋」一词,向来具有其暧昧和模糊性的界说。如冯承钧依据陈伦炯所编撰的《海国闻见录》一书,就曾指出,它最早见于清代雍正年间,所涉及的范围极广,包含「小西洋」的印度、欧洲,乃至东南海洋的吕宋苏禄,并延及安南占区马来半岛之间[1]。然而丘炫煜却经由耙梳文献,从明代胡宗宪所辑的《筹海图编》、郑若曾所写的《郑开阳杂着》和茅元仪的《武备志》三本古书中,将「南洋」此一概念的出现和形成,往后推延到明代中叶,认为其源自于「南海」的名词,并在明末清初被普遍使用,主要是受到西方商人与传教士的引入,而形构了「南洋」的指认。然而「南海」的地理位置界定,却是指向江南岸外海域,就地理概念上而言,却是宽广且含糊不清[2]。清朝干嘉年间,「南洋」做为专用名词,如南洋国、南洋语、南洋人、南洋贸易、南洋商船等等,已在各文献中纷纷出现了。及至晚清民初,许多书报、刊物、社团、学校、商行,更竞相以「南洋」二字冠之,成为一时潮流,可是对「南洋」的地理范围,依旧是众说纷纭,各自表述[3]。一直要等到一九六一年,许云樵在《南洋史》做了一个比较明确的界说:

 

        南洋者,中国南方之海洋也,在地理上,本为一暧昧名词,范围

        无严格之规定,现以华侨集中之东南亚各地为南洋。[4]

 

「南洋」在此遂以东南亚为定然范畴,而不再「合天地」之广漠无极[5]。然而在此也必须指出,这段文字所表述的「南洋」,乃「中国南方之海洋」,以及成为「华侨」的集中地。易言之,「南洋」在中国的视域下,不只是单纯一个地理方位的概念,而且也具有政治身份与文化意识共构的组称,「南洋」与「华侨」,更形成了被中国意识化的想象共同体。一如王赓武所指出的,「华侨」具有强烈的政治意涵,通过中国人大量流寓,或旅居「南洋」,也将中国版图无形的扩展到「南洋」来,并由此与中国链接为亲密的关系[6]

 

    究其实,在东南亚许多国家尚未独立前,「南洋」的发明,具有象征性符号,混杂着中国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与历史地理的想象认知。它形成了一套象征系统,在中国的目光下,总是脱离不了中国经验的界说和定义。尤其在文化上,「南洋」属于蛮荒瘴疠之地,经由传统华夷之辨的文化意识观照,是需要教化和改造的地方。所以从陈伦炯的〈南洋记〉,就可窥见其对当地风土人物的视域心理。如其延着大哖、吉连丹、丁噶呶、彭亨诸地所看到的:「番皆『无来由』族类,不识义礼。裸体挟刃,下围幅幔。」[7],这样一幅「无来由」(Melayu马来人)图像,一览无遗地展示了文化尊卑的差异性。因而如此的文化视域,以及后来许多文人的「南洋」想象,都脱离不了这样的文化心理认知。

 

    而古典诗与「南洋」的遭遇,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朝正统元年(1436),在费信的《星槎正览》一书中,记载了不少跟「南洋」人物、民俗风情和地理环境有关的作品,如〈满剌加国〉、〈九洲山〉、〈龙牙门〉与〈彭坑国〉等,诗句中所显现的「居民如附蚁,椎髻似猴容」[8]、「短衫常覆体,形貌不堪观」[9]、「居人为掳易,番舶往来难」[10]、「嬴似漆肤体,椎髻布缠头」[11]等,不但描绘出当地居民的生活样貌与形态,也展示了他们的风土习俗与信仰(从男女发型,肤色和衣饰,到掳掠为豪的行为等),由此而凸显出「南洋」做为异质空间的特殊色彩与意象。然而在这些诗中,他们念兹在兹的仍是「焉知施礼乐立教序彝伦」[12]、「采伐劳天使,回朝献帝王」[13]和「蛮戎钦帝德,金表贡神州」[14]等人文教化与天朝来召为目的,毕竟出自于巡游的官吏之笔,政教的凝视,无疑比采集异地风物更为重要。因此在这些诗作背后,自也隐含着王朝天威的弘扬意旨,以及华夏中心的文化意识,使得这些具有「南洋」面貌的古典诗,陷落在中国文化与政治权力空间的认知结构里,而成了标准的政教风土意义的作品;另一方面,经由中国视角下所展现的「异质」特色,在采诗观风的传统脉络中,无疑为「南洋」番人番邦图像,建构了一个足以让人猎奇的想象世界。


    是以,这样的「南洋」想象,一直成为南来士宦与官巡者在诗歌中的吟咏系谱,「南洋」的草木和景物,在这些文人诗客的书写中,常常映现了一种遥远的异国情调。因此当他们的身体流动到「南洋」来,同时也带来了中国经验与观看的视觉位置,使得他们在古典诗创作中的「南洋」符号展现,成为一套中国意识制造下的古典美学。如十九世纪末,被委派到新加坡驻第一任领事官的左秉隆(1850-1924),身处在「鴃舌听他蛮作语,鹅毛写彼蟹行文」[15]的「南蛮」之地和英殖民之所,对「俗尚狉獉,人多浑噩」的「叻地」(即新加坡),冀望通过「施于德礼」[16]的文化宣教,进行变风易俗的华化工作,以期华人群体,在英殖民统治的境域中,不忘对中国文化与政治产生认同感。因此在这样的中国意识之下,其诗即使描写新加坡景象,依然不忘将它与中国紧密连结一起,如:「息力新开岛,帆樯笑四方。左复中国海,酉接九州岛乡。野竹冬仍翠,幽花夜更香。谁怜云水里,孤鹤一身藏。」[17]野竹常翠,幽花更香,正是引譬(侨民)族群认同与中华文化属性的自我肯定,这也是做为清帝国外交官所必须负起的职责。然而,当「南洋」被安置于中国经验的内在结构里,不经意的,也将「南洋」的真实图景给封缄起来,使得装置在中国视域下的「南洋」图像,遮蔽了本土情境而导致了其之失落。而其所创作的一些「南洋」景观之诗,如〈吉隆坡温泉〉、〈游槟榔屿极乐寺〉、〈柔佛王宫早眺〉等,只徒具本土题名,唯诗中所展现的依旧是中国古典情调的感觉结构,而无法展现出在地观感的知觉情态。即使比较贴近马来亚景观的一首诗〈雪兰莪途次作〉,从联邦铁轨,采锡谷坑到万山焦木的景象描写,及至最后,却还是掉进了「太息中原多旷土,诸公衮衮失经营」[18]的帝国衰颓景象与对故国的关怀情面去。换句话说,左秉隆诗中的「南洋」想象,充满着中国经验的自我情感抒发,而缺乏一份对本土关注的情怀,而且在已成习套的古典诗语言中,无法写出「异邦」的文化特征与内涵来。

 

    而类此他者╱旅行者的「南洋」书写型态,也出现在同样身职外交官的黄遵宪(1848-1905)与杨圻(1875-1941)诗作中。尤其是黄遵宪最具诗名,乃晚清诗坛大家,他在1891年接掌左秉隆去任后的新加坡总领事,在任期间三年,促动他写了不少描述「南洋」风土民情、时事、作物与水果花卉等诗作[19]。如在〈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〉一诗,其通过了古体形式,以清帝国使节的目光,透视多元族群相处一地,并在殖民者压迫下的生活面貌与存在状态。诗中以瓶喻示英殖民下的新加坡,并以莲、菊、桃隐喻黄种、白种与黑种人各族群,在西方人分而治之的族群阶序政治统御中,形成彼此间的猜疑与矛盾现象:

 

一花惊喜初相见,四千余岁甫识面;一花自顾还自猜,万里绝域我能来;

一花退立如局缩,人太孤高我惭俗;一花傲睨如居居,了更妩媚非粗疏。

有时背面互猜忌,非我族类心必异;有时并肩相爱怜,得成眷属都有缘;

有时低眉若饮泣,偏是同根煎太急;有时仰首翻踌躇,欲去非种谁能锄;

有时俯水嗔不语,谁滋他族来逼处;有时微笑临春风,来者不拒何不容。[20]


各花形态,展现了社群各族不同的位阶和关系,也彰显了族群空间复杂的意识形态问题。黄遵宪在此更是突显出了殖民者的孤高傲慢、以及白种人的优越地位。在这样的情态与剥削压抑中,殖民者的统治势必无法长久:「唐人本自善唐花,或者并使兰花梅花一齐发,飙轮来往如电过,不日便可归支那。」这样的期许,揭示了其所吟咏位置,依旧是在中国经验与民族本位上来进行思考的。「兰花」、「梅花」的意象指涉,征示了中国人正直积极与坚忍不拔的儒者精神,在他们的努力之下,最后一切必可归结于中国。所以在此可以窥见,黄遵宪积极调动了「南洋」想象,置换场景,将清帝国境内正面临西方列强侵迫,族群纷扰的现象与焦虑感,投射到诗中,并且期待族群能够相互和谐,团结一致,将强权驱逐出去。而这样的中国民族主义感知结构,也同时出现在〈夜登近海楼〉一诗中,诗人不断追怀往昔华夏王朝的辉煌盛景,以慰藉内心因清王朝长久积弱造成沉痾与衰蔽的创伤,与历史的纠结:「昂头尚照秦时月,放眼犹疑禹画州。回首宣南苏碌墓,记闻诸国赋共球」,抚今怀古,想的是明王朝武功盛世的过往,以及南洋诸邦因王朝天威广被而纷纷上贡帝朝的囊昔盛况,连苏碌王都埋骨中原;然而俯视现实,当今状态却是「滔滔海水竟西流」[21]的情势,盛景不再了。故处于西潮东渐与西方帝国势力不断扩展中,身在南洋的他,更深刻了解到华夏文化的没落与王朝的衰微,是孤臣无力可回天的局面,因此诗里的「南洋」想象,就成了慰藉他忧患之心的抒发之作[22]。所以,在这些诗中,中国经验所形构的诗意框架,依旧是左右着诗作指向--中国的内在场域。而「南洋」场景,在此,也只是为了传统比兴技艺╱手法所用而已。

 

    因此,若进行深入检验,这些流寓「南洋」的士宦所创作之「南洋」诗歌,有不少作品属于借他人杯酒,浇自己胸中块磊的抒情与叙事之作,地方感性(sense of place)显然不足,中国古典诗的境外书写--「在南洋」,似乎成了对故国寄托的召魂之唤,如杨圻(云史)在新加坡所写的〈新加坡感怀〉一样:

 

       逐队文身俗,蛮奴杂兽蹄。种椰烧火炭,割橡挂绳梯。

云暖眠猨树,花明浴象溪。臣陀恩泽少,化外失鲸鲵。(四之三)

 

邦危犹裸逐,国小亦君臣。山是四时绿,花为终岁春。

何年功不世,此地古无人。日夕诸星出,犹知望北辰。(四之四)[23]

 

「南洋」景象在诗中的出场,只是为了铺垫抒情主体的个人情志表现,或由传统诗学的「目与景遇,情由心生」所构画而成,是以「南洋」的诗中想象,除了尽现蛮奴兽蹄之迹,猨树象溪的蛮荒景象之外,杨圻比较关心的还是在于中国对「南洋」各地势力之影响,以及清王朝与「南洋」之间的外交关系。唯在西方势力的包围中,被想象为中国版图延伸的「南洋」,却也失落在「日夕诸星出,犹知望北辰」的空洞召魂之声和自我慰藉之情里。

 

所以从这些士宦的诗作中,大致上可以窥见他们身负中国外交的「南洋」情结,处身于蛮荒之地(文化意义上而言),面对清王朝国内外的忧患,以及西方殖民强权势力扩张逼迫之下,除了呈现频频北望的焦虑感,或张扬民族主义气性外,对现实世局,实也无能为力。然而,在他们目光中所及与反映出来的「南洋」叙事诗作上,却也留下了少数一些足以成为以诗证史的作品,如黄遵宪的〈番客篇〉一诗即为佳例。虽然如此,可是「南洋」的诗中想象,仍然表现着他们在中国境外的某种失落,在现代化的冲击中,与古典南洋图像一样,随着他们的离职后,而成了身后已然被切割掉的一个文学轶事。

 

 

3.

反而是生于福建海澄,八岁回到新加坡,十四岁赴乡读书赶考,二十一岁乡试中举,二十二岁因父殁而返新长居的邱菽园(1874-1941),最能于古典诗中表现在地知识与经验的诗人。这位被誉为「南洋古典文学第一人」的诗人,承继自中国传统诗学的美学形式与抒情表述,让他圆熟的掌握╱操作了一套古典诗的语言习套与技艺;同时因在地生活的长久,使他有足够的在地知识与经验,展示内在生命╱本土生活的存在意向和精神表现。这自与短暂寓居的左秉隆、黄遵宪、杨圻,或流亡到南洋来的康有为等有别。星洲成了其死生之地,「南洋」也不是用来观看的,其虽自号为「星洲寓公」[24],但就主体认知上,他对新加坡本土还是具有一定的归属与认同感。这从他写了不少与新加坡景观和物情的诗作可窥见一斑,如〈星洲杂感四篇〉和〈星洲〉等,具有其在地抒情的经验表述,并与当时存在的时空,形构了紧密的关系:「连山断处见星洲,落日帆樯万舶收。赤道南环分北极,怒涛西下卷东流。江天锁钥通溟渤,蜃蛤妖腥幻市楼。策马铁桥风猎猎,云中鹰隼正凭秋。」[25],此诗不但勾勒出新加坡占踞东西商航要道的地理位置,也描绘了英殖民在海外营造出如海市蜃楼(现代化)一般的岛屿繁华,且是中西商业移民伺机等待竞逐财富的乐园。因此,这首写于二十三岁的作品,已然显现了邱菽园对在地知识的充分体认与了解,这与中国经验框架下的「南洋」书写,有了一定可以辨识的差异性。

 

更尤其是,当百万家产散尽后,身处贫困之局而创作出来的几十首〈星洲竹枝词〉,更能表现出邱氏对于「南洋」内涵意识的呈示。这些参杂了一些马来语和英语,做为描绘本土现实生活景况的诗作,颇能为其本土文化的精神结构做一陈述。在此试举三首诗观之:

 

马干(Makan吃)马莫(Mabuk醉酒)聚餐豪,

马里(Mari来)马寅(Main戏耍)任乐陶。
幸勿酒狂喧马己(Maki辱骂),

何妨三马(Sama一起)吃同槽。

 

呼天为证缎鸦拉(Tuan Allah上苍),

不敢巫风(Bohong说谎)半句差。
例外亚淹(Ayam鸡)遭枉死,

便宜息讼去孙巴(Sumpah发誓)。


董岸(Tangan手)修光十爪奇,强分左右别高低。

须知答礼无需左,右手方拈加里(Kari)鸡。[26]

 

竹枝词一般上不避俚俗和诙谐成趣,也不以庄雅为重,主要用以书写地方风物,生活习俗内涵为特色,在传统诗学中向来被视为俗调,不入诗歌雅驯之大堂,然而在「南洋」,它却成了「在地」诗言主体的正声,颇能深刻的展现诗歌「在地感性」(sense of local)的特色。而邱菽园的这一类诗,可谓翻转了古典诗的语言,其马来语音译的混杂性,在诗中形成了一种完全陌生化的符号,若无马来原文注记,必然让人读来有不知所云之感。然而这样的书写,虽以游戏之作为之,不意却也隔开了中原音韵的语言习套束缚,并开启了马华本土文学的奇声异调,而成了一种马华古典诗另类而独特的声音。

 

    而在邱菽园之前,已有一些流寓诗人曾作过类此之诗,如提倡诗界革命而鼓励以「我手写我口」,注入新语言新派诗的黄遵宪,就曾在〈新嘉坡杂诗〉第四首中,渗入英语和马来语作诗(相关诗作,见注24);而在一九二六年,流寓诗人赖逋泓发表于南洋商报「商余」版(邱菽园主编)的〈晚秋旅感〉,就混杂了许多马来语音的诗作,如:

 

       一年拉咭(lekas迅速)又重阳,

粦亦(ringgit钱)驱人尽日忙。
       辜负加基(kaki脚)空夜烂(jalan行走),

阮郎依旧叹哥商(kosong)

 

       天涯浪迹感输沙(susah艰难),

舍影(sayang惋叹)韵光两鬓华。
       古打(kuda马)胫皮人已老,

吟鞭何日布铃(pulang返回)家。

 

这类诗强调南洋色彩,以及通过马来语言的掺入,展现了一种异调的抒情表述方式,同时也呈现了本土经验的独特色彩。虽然类此之诗,丧失了古典诗的美学韵味,却也更贴近本土的情感脉络,而演绎了另一种诗歌的风情。至于,就本土知识和经验的反映而言,相对于以上诗作的自我抒情,邱菽园在这方面的作品,无疑是更深入的探向了在地社会的生活习俗和文化内蕴,从饮食、宗教信仰、帮会斗争、族群职别到生活习性(浴洗冷水、)等[27],无不成为其诗笔下的文字风景。就抒情主体的存在经验敞开而言,这类诗作与当下╱在场╱在地经验息息相关,强烈的展示了「南洋」古典诗歌特出的语言性格与风貌。虽然,这些作品在邱菽园的诗作中非属大宗,但若从马华文学主体意识的书写脉络上而言,它实际上已为本土古典诗,开启了另一个可以思考的方向。

 

后来者,亦有温梓川(1911-1986)的诗作相应。处在海峡殖民地槟榔屿的诗人,目触了数代土生土长的华裔子女,在岛屿上英殖民教育长久熏染下,不识华语,满口洋文,而不禁摇起诗笔,以极其讽刺的语调写下一首竹枝词:「南洋娘惹貌似花,洋文熟读向人夸。开口便道弯都帝(one two three),漫说伦敦是祖家。」[28]诗文浅白如随口道来,颇似打油诗,却相当戏谑性的,对一群崇仰殖民话语与殖民宗祖国的本土华人加以贬抑。温梓川素以新诗见长,虽偶作旧体,却不以此为重。但因他曾在一九二六年负笈中国[29],具有一定的中国经验,因此,行游于两地文化空间,自也能敏锐的辨认文化的认同与差异,由此转换创作经验表述,而成了另一种「南洋」图象的展示。

 

除了以马来语音和英语混杂诗中之外,当时邱菽园也鼓励诗人以粤语入诗。早在一八九七年,他就曾经提倡粤讴的写作:「去腊余尝以粤讴题,后征社星洲社友卷,作者寥寥且多不详其出处」[30],及至一九三二年七月由他主编的《星洲日报》「游艺场」,曾刊载了一些粤语诗,如猿公所作之诗,即为一例:

 

几年捞到大头家,别号瓜爷又亚渣。

蚀本忽然谈缩减,茅寮躲便入山芭。

 

        自由口岸听船埋,油水重心有得揩。

        高窦莫攀低弗就,终然光棍无皮柴。

 

诗中大量挹入粤语如「捞到」(赚到)、「大头家」(大老板)、「山芭」(丛林)、「埋」(靠岸)、「油水」(利益)、「揩」(谋取)、「高窦」(高傲)、「光棍无皮柴」(讹诈骗子)等,这些南音之作,无疑反映了一些「南洋」广东侨民的生活实况与心理状态。而通过口语方言介入现实层面,以达到语言感受和经验的转换,无疑成了诗歌在地化的另一种反省。因此,不论以马来语、英语或粤语注输诗中,其所展现的,是一种新的抒情╱叙事语言,进而也与传统文化形成了区隔,由此而标志出文学属性的一分自我身份与在地位置。

 

而这些诗作的产生,可以说是深受二○年代末至三○年代初马华文学所掀起一股「南洋色彩」论述浪潮的影响。如强调移民南洋者应以南洋为家,并在创作中需重视「南洋」的本土特色;甚至企图创造一种「南洋文化」,以及以「南洋文艺」为创作使命等,当时南来作家曾圣提,更曾在其主编的《南洋商报》「文艺周刊」创刊号,喊出了要在南洋的赤道在线「以血与汗铸造南洋文艺的铁塔」[31],这些呼声,催动了大量以南洋景色和热带风物为内容的作品,同时也启发了一些新诗作者在诗中吸收马来民歌的语言元素,或模仿马来民歌的调子进行创作,以期积极的让新诗趋向「南洋」的独特色彩去。而这样的现象,对尝试以新派语词做为古典诗创作的诗人而言,在同一时间与空间结构中,不能说不完全受到影响。

 

更何况,当时的古典诗因受新文学的夹击,在新旧语言系统交替之下,很多原本刊登古典诗的报章副刊,逐渐被新文学作品所汰换,即使有些副刊仍然保留古典诗的位置,却也只是做为点缀,或聊备一格而已[32]。故在这样的情况下,古典诗的「本土」抒情形式表述,除了少数在语言上进行方言和马来语音的调动之外,余者则将创作目光移至本地景观的吟咏上,如游霹雳怡保、太平湖、槟城关仔角、极乐寺、金马仑高原等,或将本土作物橡胶、椰林、胡椒等入诗,兹举如下:

 

        当关涉税此边辽,高下楼台夹道遥。

半壁夕阳山着色,一湾新水海通潮。

        投巢鸟宿摇风树,争渡人归隔岸桡。

晚向沿堤闲步好,寥天舒啸脱尘嚣。(陈汉英〈麻坡海滨晚眺〉)

 

        半边残照古皇城,橡树椰林一列青。

        啼煞鹧鸪声不断,狗头山上白云亭。[33](曾梦笔〈霹雳道上〉)

     

从这些诗作观之,南洋的想象转向了比较具体的地志名称,唯吊诡的是,在古典诗的语言习套系统中,这样一个地方符号的征示,在内容上却是空洞的。易言之,若将题目抽掉,除了第二首的「橡树椰林」的物象外,大致上诗作都可以安置在任何地方。而地方感性和经验在此,并无法从诗中展示出来。它形成了一种暧昧和含混的指向。在古典韵语和意境的脉络中,诗所铺陈的景象,纯为心灵╱想象的映照,或意象的演示,可是却无法征实,也未能建构本土特有的意象与讯息。因此,所有的「地景」辨识和意旨,必须指引向标题,才能得到一个客观的认知。因此,这些诗里的空间地理想象,只是诗情的意识流动表现,而无法与当地风土进行辩证,或交错为本土的知识系谱。

 

    一如法国地理学者列斐伏尔 ( Henri Lefebvre)所指出的,空间的再现往往实践了一种意识形态,尤其在于对本土知识和行为活动的演示,其间自也隐含着对本土的情感经验,以及建构的意图[34]。因此,「地方」是精神场域中心,情感的依附地,也是存在意义的指向。是以文人一旦生活于某空间并产生认同感,总会以诗的想象绘制自己的空间感觉结构,或再现为家园经验。然而这些南来文人,却往往以本土景象,置换为家乡的情思,在古典诗里演绎着另一种情怀。就诗歌美学而言,它与以上较为俚俗的风土书写之竹枝词不一样,而是归向雅驯精巧的文字锻炼,但同时也自陷于中国经验的修辞里,如以下〈登马六甲三保山,游三保太监庙〉为例可窥见一斑:

 

       南邦此地着佳名,今日登临百感生。

大海波涛皆怨恨,疏林鸟雀只哀鸣。

       萧条战垒埋荒草,冷落神宫映古城。

依旧江山图易色,伤心忍见汉簪缨。[35](锺鉴衡)

 

此诗以游客的视角观看历史遗址,由「南邦」一词即点出了其观看的位置--北方中国的目光。抚今怀古,想象三保太监在五百年前下南洋而留下了明朝子女,在南荒之地,若似放逐,而引发诗人的感慨,尤其诗人身世流离,异国乡念,难免产生哀矜之情。坟山孤清,荒草寂寂,由此衬出古城的冷落来。然而面对此一历史场景,江山易色,簪缨流落,在异乡飘零者心里,遂而生有寄兴伤怀之悲。唯此诗借古城吟故国愁思,诗中别有怀抱,是以,地方的意指不在此,而在彼,经由修辞的置换,怀古伤今,忧国伤逝,构成了一首身在南洋,心系千里外的神州之作。

 

    南洋风物、景观、古迹等,常成为南来文人们藉物起兴的寄托,却不具有此时此地的现实内涵。因此,南洋失落在南洋的想象里,没有地方感,更没有所谓的认同意识。寓居者作诗寄怀,抒情自我,所投射的是当下自我的情绪和影像(image),反而在地的生活和知识经验,其实是极其匮乏的。因此,景物的观照,只是抒情主体心志呈现与情感安顿的一种方式而已。

 

 

4.

    大致上而言,从早期宦巡和官派文人进入南洋境地,启动了古典诗的滥觞,系一脉斯文于海外,即已意味着异邦景观与文化想象,是立于中国视域里进行的。从采风到教化,或从抒情到言志,南洋风物所被上的诗声,都在传统中国(士大夫)经验的诗性空间里,形成独特的图像与知识系谱。而书写南洋,以他们最熟练的古典文学教养和技艺,记录视域场景,并在他者化的过程间,企图建立和宣扬华夏文明,以免侨民在此被在地马来化和英殖民者番化。然而不论是左秉隆、黄遵宪,或杨圻等,他们诗中的南洋想象,其实都是宦游者目光下的意识展现--一个蛮花鳦鸟的南溟世界。因此在他们的诗里,总是不断借着「南洋」回顾中原,或为对照,或为寄怀,或为故国忧患之思。换言之,他们诗中的精神场所并不在南洋,南洋只是做为建构,或想象古典中国的另一种辩证方式。所以他们诗中的框架,依旧是以中国为底蕴的。

 

及至寓居五十多年于星洲的邱菽园,从其一些诗作中可窥见了本土情怀的吟咏;特别是在地的生存情境与生活经历,使得其诗有别于一般流寓于南洋的诗人作品,何况「南洋」已成了他的生死之地,因此对于本土的凝视,自是含蕴了他与土地之间的生命感知与主体自觉性。尤其是他后期所写的一系列竹枝词,以及他主编报纸副刊所登录的作品,隐然成了马华古典诗的「天南正声」,这些诗虽是俚俗之音,而且混杂了许多马来语和粤语,变调成了异邦的异音,也解构了中原的大雅之韵,展示了南洋诗风的自我主体特质,并形成了非常有特色的作品。因此,这类色彩浓烈的南洋诗作,无疑提供了马华古典诗创作的另一类出口。

 

而另一类书写在地景观的诗作,固然因应着三○年代初马华新文学所提倡的「南洋色彩化」与「在地化」的呼声,大量的被生产,但综辑所得,大部分流寓诗人因居留时间不长,囿限于地方感性、生活经验与在地知识的不足,以致于所写的相关类型之诗,流于一般传统山水诗学的习套,而无法对实质空间有所掌握。换句话说,其等诗作,套用了中国山水美学的语言系统,藉本土的地名,抒发他们对故国之思。因此,在他们那一套景观诗作里,南洋被移置,暧昧化,甚至成为符号中的空洞能指。这样的书写模式(习套创作模式),即使到了有国籍的马华古典诗人诗作中,亦多有所见(这需要另一篇论文来加以处理了)。

 

    总而言之,马华古典诗中的「南洋」想象,是处在一个相当吊诡的书写处境中。「南洋」,在而不在的,暧昧与混拟于诗作的诠释系统里;尤其在中国经验的创作框架下,它与此时此刻本土的马华,形成了紧张的关系,虽然大部分的诗作都发生╱产生于这块土地上,唯在书写意识与精神展现上,却是面向中国。这主要是诗言主体是出自于宦官与流寓者,居留时间短暂,而且身在南洋却心系故国草木,因此创作的文化心理定视,情怀意向,自也指向了北方中国。即使一些作品具有风土民情的绘写,也只是作为采风之用,其间并无本土认同的问题。其中另一原因是古典诗的语言形式系统,以典雅、简练、精致为主,并且在千年诗学脉络的书写模式中,已然成为习套。因此,除非诗作者具有自觉性的避开稳定的诗学系统,另创新意,不然那一套古典语序符码,将通过语感导向传统中国的情感模式里,而无法抵达此时此刻的地方感性,以及在地认知的期待视野。

 

    而做为此时此地创作的马华古典诗人,这也是他们在创作「马华」古典诗时,所必须思考的问题。

 

 

 

 

 

参考数据

论著

左秉隆《勤勉堂诗钞》(卷三),新加坡:南洋历史研究会,1959年。

王赓武《移民与  兴起的中国》,新加坡:八方文化,2005年。

许云樵《南洋史》(上卷),新加坡:星洲世界书局出版,1961年。

费信着,冯承钧校注《星槎胜览校注》,台北:商务印书馆出版,1962年。

陈净编《黄遵宪全集》(上册),北京:中华书局,2005年。

邱菽园《五百石洞天挥尘》卷一,广州:观天演斋校本,2005。

王盛治、丘鸣权编《丘菽园居士诗集》(上卷),初编传略,上海:文海出版,1949年。

杨圻着,马卫中、潘虹校对《江山万里楼诗词钞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3年。

吴剑雄编《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》第四辑,台北:中研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所,1991。

李庆年《马来亚华人旧体诗演进史》,上海:上海古籍,1998。

张少宽《南溟脞谈》,槟城:南洋田野研究室,2007年。

郭惠芬《战前马华新诗的承传与流变》,昆明:云南人民,2004年。

 

 

期刊论文

冯承钧〈中国南洋之交通〉,《东方杂志》第三十四卷第四号,1937年9月。

李金生〈一个南洋,各自界说:「南洋」概念历史的演变〉,《亚洲文化》第三十期,新加坡:新加坡亚洲研究协会,2006年6月。

黄锦树〈过客诗人的南洋色彩赘论:以康有为等为例〉,《海洋文化学刊》第四期,2008年6月。

Henri Lefebvre着,王志弘译〈多重的辩证列婓伏尔空间生产概念三元组演绎与引申〉,《地理学报》第55期,2009年。

柯木林〈「我视新洲成旧洲」:左秉隆与新中关系〉,《南洋学报》第63卷,2009年12月。

高嘉谦〈流寓者与诗的风土:论邱菽园的南洋诗〉,发表于「乐、生、怒、活:生活政治、风格运动与私众社会」2008文化研究会,中国文化大学文化传播、文化研究学会主办。台北:中国文化大学,2008年1月5-6日。

高嘉谦〈帝国、斯文、风土:论驻新使节左秉隆与黄遵宪与马华文学〉,《台大中文学报》第三十二期,2010年6月。

高嘉谦〈南溟、离散、地方感:杨云史与使节汉诗〉,《成大中文学报》第四十二期,2013年9月。

赵颖〈吟到中华以外天--黄遵宪南洋主题旧体诗研究〉,《宁夏大学学报》(人文社会科学版),第三十四卷第一期,2012年1月。

 

 

 

 

 

  



[1] 参见冯承钧(1885-1945)着〈中国南洋之交通〉,《东方杂志》第三十四卷第四号,1937年9月,页145。

[2] 参阅邱炫煜〈中国海洋发展史上「东南亚」名词溯源研究〉,收入吴剑雄编《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》第

四辑,台北:中研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所,1991,页324。

[3] 如赵正平在1918年所写的〈南洋之定义〉,综合当时各家之说,分成广义和狭义的界说。广义是含括从印度支那、马来半岛与群岛,到大洋洲;而狭义则指马来半岛和马来群岛而定。1928年,李长傅撰《南洋华侨史》,却将印度和锡兰都包含进去,并提出「里南洋」和「外南洋」之说。1935年,季达译甚至将范围扩大到印度以西的波斯与阿拉伯。相关讨论,可见于李金生〈一个南洋,各自界说:「南洋」概念历史的演变〉,《亚洲文化》第三十期,新加坡:新加坡亚洲研究协会,2006年6月,页113-123。

[4] 许云樵《南洋史》(上卷),新加坡:星洲世界书局出版,1961年,页3。

[5] 清代雍正年间陈伦炯《海国闻见录》中〈南洋记〉云:「南洋诸国,以中国偏东形势,用针取向具在丁末

  之间,合天地,包涵大西洋。」而赵正平〈南洋之定义〉亦言:「何谓南洋,其名称至宽泛也,其范围至

  广漠也」,,由此可见,「南洋」的地理位置无一规定之范畴。至于东南亚此一名词的出现,要推迟到1943 

  年,即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加拿大魁北克召开英美首脑会议,建议成立「东南亚盟军司令部」(Southeast Asia

Command)以对抗侵入缅甸、马来亚、新加坡等地的日本军队,由此,「东南亚」才广泛的被使用。见李

金生〈一个南洋,各自界说:「南洋」概念历史的演变〉,《亚洲文化》第三十期,新加坡:新加坡亚洲

研究协会,2006年6月,页116-120。

[6] 十九世纪末大量被使用的「华侨」一词,内涵着政治意涵,并被用以召唤起革命的工程。是以,作为侨

  民暂居地的「南洋」,亦在革命意识的延伸下,也具有文化和政治的内容。相关讨论参见王赓武《移民与

  兴起的中国》,新加坡:八方文化,2005年,页162-163。

[7]  陈伦炯《海国闻见录》〈南洋记〉,引录自电子版http://www.guoxue123.com/tw/01/026/006.htm。「番」在

   此可做二解,一为「外国」,如「番邦」;或中国以外的人、事、物。另其一为「缺乏」礼仪文化,落后

   与原始的状态。

[8]  〈龙牙犀角〉,收录于费信着,冯承钧校注《星槎胜览校注》,台北:商务印书馆出版,1962年,页25。

[9]  〈吉里地闷〉,如上注,页32。